在医院工作的时光里，艾比习惯了消毒水的味道。早在于大学进修医学的时候，她的嗅觉就被福尔马林腐蚀了，现在也不过是实验室里摆放着的骷髅骨架换成了货真价实的伤痕累累的人类，充斥她视线和大脑的东西从一行行密密麻麻的字变成了染血的绷带、哭泣与哀嚎、常年被愁苦笼罩的阴云密布的苍白如石膏的那一张张脸庞，以及随时都会到来的死亡。除了场地和时间变换了以外，什么差别也没有。从大学毕业后，她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家大医院的医生，以每日麻木如行尸走肉的代价换取继续活下去的资格。她出生的那年刚好赶上昭和维新，从小就被灌输了要将自我利益放在天皇的后面一位的观念，以及要如何通过舍弃自我尊严的方式去换来更好的物质条件。她在父母的指导下学会了察言观色和见风使舵，在老师和同学的陶冶下学会了冷眼旁观和视而不见。唯一一次她质疑这样的道路是否正确是在她十五岁时——她向父母说出自己想成为作家的梦想，得到的只是嘲讽和不屑。他们说国家不需要作家，而研究医学无疑能为天皇作出贡献，然后她就惋惜地走出了自己的书房，专心地投入到了医学的学习中。她知道了人的大脑皮层像一只蝴蝶、知道了什么疾病会导致呼吸困难、知道了如何给溺水的人做人工呼吸，但唯独忘却了该如何提起笔写那些她格外喜欢的童话故事。她从幼时就极其擅长捏造剧情奇妙的小故事，可现在拿起笔借着蜡烛的光端端正正地坐在书桌前时，她除了医学论文什么也写不出来。可艾比却不再觉得这样不合理了——她有了体面的工作、有了附带后花园的两层小别墅、有了每日下午三点惯例的曲奇饼干和牛奶以及时装杂志。她还能奢求些什么？她还能再改变些什么？只要能在自家的阳台上欣赏到绯红色的霞光与群青色的夜空，生活不就已经美好到让人无法说出任何抱怨的话语了吗？

再说了，医院里的工作也并不是那么难以忍受。除了个别格外繁忙的病患挤满病房的日子之外，艾比每天都会写日记。那感觉并不如她在小学被老师硬性规定写日记时那般严肃拘谨和不舒服。她有时站在医院的走廊里写，有时在午餐时间写，有时在下班前写，那副转着笔低头沉思的样子看上去无比悠闲，这甚至导致了几个同僚与她的关系一直不太好。尽管有被误会为不正经的喜欢偷懒的人的风险，但艾比对此丝毫不在意——唯有在发了黄的纸页上写下那些琐碎到令人昏昏欲睡的小事，才能让她产生自己是个作家的错觉。哪怕时隔多年，她也依旧做着早已破碎的美梦。那痛苦而又欢乐的感觉，远远不是物质生活能够弥补的。她心情好的时候写得少，心情不好的时候写得多，写的内容也通常没有规律。如果哪一天她遇到了一个特别让她感兴趣的人（无论是外貌、性格、行为还是经历），她通通都会像个作家般详细地记载下来。她心想着自己也许可以出版一本书，却又回想起了十五岁时父母对她所说的那些伤人的话语，便自行了断了这个念头。

第一个被她记在日记本上的人是医院里的另一位医生——安迷修。他的棕色短发总在来上班时整整齐齐的，却又在下班时杂乱如海草，令人想不通原因。他是个相当温柔且体贴到不可思议的人——或许正是因为太过和善了，他在医院里才没有什么关系特别好的同僚。在那个大部分人都多多少少有些孤僻和压抑的年代，一个会对任何人都露出微笑的人便显得相当格格不入且奇怪了。正是因为他对所有人都展露出毫无差别的温柔，表现出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的关心，大部分人才会觉得这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不可信任的、性格轻浮的人。哪怕医院里的环境大部分时候都是光线昏暗且潮湿阴冷的，却依旧挡不住流言的传播。叽叽喳喳的护士们说他是个感染了梅毒、为了免费治病才来到医院工作的花花公子，说他是个专门来医院收集情报的他国间谍，说他是个患有黄热病的可怜单身汉….就艾比所听到的那一部分来说，真的是什么奇怪且恶毒的臆测都有。某个中午，艾比错过了午餐，安迷修便分给了她几个小番茄。它们都还未完全成熟，稚嫩的红之中透着绿如江水的青，亦如他温暖的微笑。艾比明知没有任何人对他来说是特殊的，却还是忍不住动摇了。他像太阳，把阳光施舍给地球上的每一个人类，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可以得到特别对待的。她没有吃下那些小番茄，而是把它们放进自己的大衣口袋里，直到他们因为氧化而腐朽为止。

第二个被她记在日记本上的是一位病人。他叫格瑞，高挑的鼻梁和白皙的皮肤令他看上去极具西方古典式的美感，总是微微皱起的细细的眉毛和时常紧紧抿着的嘴唇又让他充满了男子气概。他总是喜欢穿着条纹睡衣站在窗边看着天与地的交界线，令人联想到北欧神话中眼神寂寥肃穆的战神。除了现金之外，他随身携带的只有一只竖笛。每天的下午三点，总能听到悠扬的笛声从他的病房里传出来。轻快的旋律使得充斥着消毒水的味道与死亡一般的白色的医院不再那么沉闷和压抑了。艾比在他出院前的每一个下午都会坐在他的病床边听他吹笛子，两人都一言不发，谁也不会不识好歹地打扰谁。格瑞患有急性肠胃炎，于是艾比总是会想方设法地从医院的食堂里拿来几个苹果。尽管他从未接受过她的好意，每次却还是会不轻不重地道一句谢。有时她能在医院的走廊里遇到他。瓷砖地板与氤氲的互相融合让他的背影看上去犹如一道白色的光。

第三个被她记在日记本上的是一位黑发的少年——卡米尔。他陪同自己的堂兄来到医院，在等待期间只能无奈地坐在冰凉的木椅上，以数天花板上的瓷砖的数量的方式来打发漫长且无聊的时间。艾比碰巧经过，便礼貌地问了一句他是否需要什么帮助。他倒是十分不客气，开口就平静地说自己想吃蛋糕。这着实可笑，就如从南边升起来的太阳。在这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糖就是奢侈品，更不要说是蛋糕了。就连要往咖啡里放糖时，人们往往都会觉得极度不舍。艾比对他的要求不以为然，却还是花尽心思找来了几块糖有些粗暴地塞给他。她并不算是个好心的人，只是想尽可能地为他人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当那几块硬糖滑入他的掌心的时候，他抬起头望着她，深蓝色的眼睛里泛着无奈，仿佛在提醒她那不是蛋糕而只是几块糖罢了。他的眼神中带着些许愤怒，仿佛在警告她不要像打发小孩子般打发他。艾比无奈地嘟了嘟嘴，继续回到了自己的繁忙工作中，再不去理睬那稚气的少年。

第四个被她记在日记本上的是一个因意外骨折而进了医院的年轻男人——帕洛斯。他住在医院里的那些日子里与她打了整整七个赌。他将自己口袋里的一枚硬币抛向空中，正面她就要一整天都呆在他的身边，反面则就此作罢。艾比觉得自己身为日本人必须有点赌神的精神，便豪爽地答应了。帕洛斯的运气像被命运女神眷顾了似的好得出奇。抛了七次硬币，次次都是正面。在这七天里，她如同自己所承诺的那般几乎没离开过他的病床边。她给他端茶送水（照理来讲她完全没有这么做的义务），贴心得犹如他的老母亲。帕洛斯在出院后将那枚硬币留给了她，这时艾比才发觉了这是个阴谋——那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是完全一样的。

第五个被她记在日记本上的是一个受了伤的美国飞行员——嘉德罗斯。那时美国与日本已在太平洋战场上打得不可开交，整个世界都弥漫着硝烟的味道。照理来讲她绝不应该救助自己的敌人——她应将天皇作为最高的存在，执行他的一切命令，将这个不幸坠机的美国士兵扭送给军事法庭。但心底保留着的最后的良知绝对不允许她那么做。艾比将嘉德罗斯带到一间废弃了的急诊室，给他的伤口敷药和包扎，然后给他带来水和食物，再反复叮嘱他好好休息。阳光透过窗户的细缝照到急诊室里来，他那一头金黄色的短发在光线的映衬下晃眼得让她难以睁开眼睛。他轻声向她说了句“Thank you”，而她因他突如其来的感谢很是紧张，像个呆子似的也回了句“Thank you”，引来他略显诧异的目光。

后来战争就以日本的失败告终了。当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从收音机里传来的时候，外面下起了猛烈的暴风雨。人们拥抱在一起，或欢呼或哭泣，唯有艾比沉默无声地带着她的日记本和一把雨伞离开了医院。

她看向阴沉的布满雾气的天空，感到自己的肺部逐渐变得透明了。空气变得越来越稀薄，却让她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她像是终于解脱了一般，将雨伞毫不犹豫地扔在身后，在风中朝着远处和明日走去。

她的脊髓传来一阵瘙痒的感觉——好像其中结了虫的蛹，一只红色的蝴蝶马上就要从中挣脱出来似的。